张怡，郄雪婷，张利民，朱红根
（1. 香港大学商学院，香港 999077；
2.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途径和改善人居环境的主要内容。当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探索可持续发展、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有效途径，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类治理体系，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1]。由于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体系还不完整、资源化利用企业良莠不齐，尚未形成足够的市场力量，现阶段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仍以政府政策推行为主。但是，政府在广泛试点和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知水平不高、分类效果不佳[2]，经常陷入“政府强推动、居民弱参与”的困境。在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农村居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只有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激活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3]。因此，在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及农村的乡土社会，重视正式制度的激励约束效果的同时，也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的作用，从而为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效果探索可行路径。
从理论上看，生活垃圾分类是一种正外部性行为，有利于增进公共福利，但由于垃圾分类所需的精力和时间等成本需要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因此，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时更倾向于“搭便车”，从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4]。然而，在以亲缘、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中，农村居民不仅是“理性经济人”，也是“社会经济人”，不能忽视“社会人”角色对其行为产生的影响[5]。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发现通过居民邻里日常交往而形成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和村庄规范等社会资本[6]，对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7]。随着环保行为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有效激励个体参与环境治理等集体行动[8]、增进生态保护意愿[9]、促进个体环保行为[10]和采用绿色技术[11]的重要因素。此外，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生态治理的目标导向不仅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也是不断壮大乡村经济，实现绿色发展[12]。社会资本凭借村民在乡村中的声望、信誉、舆论和风俗习惯等“软”因素完成社会合作[13-14]，实质上为激发内生力量，这与我国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的向度高度重合，印证了社会资本是乡村生态治理中必不可少的治理工具[15]。在我国市场体系建设还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资本能够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是解决乡村治理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成本小但效果好的有效手段[16]。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学者们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理态度[17]、生活垃圾分类模式[18]、典型案例[19]、分类态度[20]和分类意愿[21]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2]，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3]。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较丰富，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但是鲜有文献从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考察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还有待深入。因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太湖流域为案例区，利用1 058份农村居民调研数据，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准确把握当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实状况及特征；
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从农村公共治理视角较为系统地探讨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和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
1.1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社会资本是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一种社会构成。Bourdieu[24]首次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系统性阐释，从微观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随后，不同学者从社会网络、共同价值观念、互惠信任和社会行为规范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Uphoff[25]认为社会资本包括影响人们交互行为的网络、规则和制度等有形的结构型资本以及包括价值观念、互惠和信任等无形的认知型资本。Putman等[26]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公共政策领域，认为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并在化解“集体行动困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Durlauf和Fafchamp[27]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基于网络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互惠信任，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加速社会融合、提高社会效率并构建社会秩序。但Fukuyama[28]指出，一个群体中强大的道德纽带可能会降低该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有效合作的程度，由此，社会资本应为社会普遍信任而非个人信任。因此，本文借鉴前人研究，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的理论机理及效果。
1）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个体成员通过交流、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体系。在中国农村乡土社会中，农村居民与邻里、亲朋好友之间进行社会交往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可以增进村民间的熟悉程度，是促进信息传播、增长见闻的重要平台[29]。通过该平台，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信息和分类知识能够在农村居民之间快速传播。因此，本文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共识具有激励作用。社会网络强度越大，信息流通和扩散速度越快，获取生活垃圾分类的信息就越方便，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
2）社会信任。社会信任表现为社会成员相互间的彼此诚信与合作行为的预期[28]。Ostrom[4]认为互惠信任可以缓解各主体在参与集体行动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促进各主体合作参与，是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30]。由于生活垃圾分类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为，需要具备一定的分类知识和技能。而社会信任和合作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居民是否愿意依据他人的行为和建议而行动，从而促使尚不具备分类技能的居民参与其中。因此，本文认为社会信任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
3）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制定并遵守的行为规则和规范体系[31]，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引导、约束等作用。在农村社区中，如果居民的某些行为不被认同，甚至面临批评或惩罚，将直接造成其效用损失。由此，农村居民在实施环保决策行为时既要考虑个体理性，也要考虑村规民约等行为准则，采取社区价值体系认同的行为，以此保持良好的声望[14]。这有助于避免“搭便车”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在于人们的“从众心理”。因此，本文认为当村内多数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时，村民会参照多数人的行为行事，从而促进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
1.2 环保认知和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理论，社会环境在塑造个体认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个体意愿或行为往往基于其认知水平[32]。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环保认知具有关键影响[18]。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主要由政府主导推行，农村居民依法享有“享用清洁、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起相应的保护环境的责任。高责任意识的农村居民往往具有高环保意识，其环保行为的积极性也较高[22]。此外，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分类技能，居民对基本生活垃圾所属类别的了解是提高其分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2]，环保知识的增长往往对其环境态度和环保行为具有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33]。因此，本文认为，高环保认知的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内在驱动力，通过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合作互助和群体规范，将具有更高的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进而促进其分类行为的实施。具体而言，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意识越强以及对生活垃圾的所属类别认知水平越高，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行为就越强，并在社会资本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起到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分析框架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江苏省太湖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太湖地区的生态、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在长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由于水系发达与河网密集，曾爆发过蓝藻污染，该地区农村居民已具备一定的环保意识，且当地政府正大力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充裕的政策实施空间。研究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不仅可以全面改善长三角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还可以为周边地区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0年11月在江苏省太湖地区开展的抽样调查。课题组通过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共抽取3个样本地区开展问卷调查，包括常州市武进区、苏州市吴江区和宜兴市，每个市（区）随机选取8～9个村庄，并确保每个市（区）随机抽取的村庄至少分布在4个不同的乡镇，每个村庄随机抽取40～50位居民。本次调查共发放1 250份问卷，实际收回问卷1 200份，剔除无效样本或相关题目无答案的样本后共获得1 058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8.17%。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和生活垃圾分类的基本状况。调研样本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样本统计特征分布Table 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2.2 变量选取与设定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即在思想层面上，反映农村居民多大程度上愿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通过调查问卷中的题项“您是否愿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采用非常不愿意=1、比较不愿意=2、无所谓=3、比较愿意=4和非常愿意=5来测量，体现了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即在实际生活中，反映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程度。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测度参考Pakpour等[34]和徐林等[35]的做法，通过设置具体的指标体系和题项，获取农村居民对于8种基本生活垃圾的分类频率（表2），并用Likert-5评分方法对不同频率予以赋值，分别为：从不分类=1、不怎么分类=2、偶尔分类=3、经常分类=4和总是分类=5。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由于KMO统计值为0.890，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4 347.228，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所构建的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基于得到的成分得分系数，计算出受访居民的分类行为综合得分。
表2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测度指标体系Table 2 Index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behavior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measurement
2）核心解释变量。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已有研究，本文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进行测度（表3），参照蔡起华和朱玉春[36]、代芝静等[37]的研究，通过求平均值得到不同维度得分。
表3 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体系的描述性统计Table 3 Index system of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38-39]，本文将反映个体特征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反映家庭特征的年收入、扔垃圾的频次，反应村庄特征的距垃圾收集点的步行距离、保洁员监管力度、是否有垃圾分类的村规民约和区位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4）机制变量。本文选取环保认知作为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作用机制变量。其中，生活垃圾分类类别认知通过提问8种基本生活垃圾的类别（表2）来测算。若答案正确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再通过加总求和的方式衡量农村居民的分类类别认知；
生活垃圾分类责任认知通过题项“您认为自己是否对生活垃圾分类具有主要责任？是=1，否=0”来测算。本文主要变量的含义及特征见表4。
表4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Table 4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3 模型设定
1）Ordered Probit模型。本文重点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为有序分类变量，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实证模型形式设定为：
式中：Yi为受访居民i的生活垃圾分类意愿。Xi是核心解释变量的集合，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3个变量。Ci是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农村居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区位差异等；
β为待估参数；
εi为随机扰动项。
2）OLS模型。本文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作为因变量，由于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本文构建OLS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其的影响，模型为：
式中：为经计算得出受访居民i的分类行为综合得分，Xi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集合，Ci为控制变量的集合。
3）作用机制。本文选取分类责任认知和生活垃圾所属类别认知作为作用机制变量，检验其在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之间发挥的作用。回归模型为：
式中：Ki表示农村居民i对生活垃圾所属类别的认知，Ri表示农村居i对生活垃圾分类责任的认知。
3.1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与生活垃圾分类分析
调研结果表明，当前太湖地区农村居民在各维度社会资本得分具有一定差异性，其中，社会网络得分为2～4的农村居民最多，占比为47.82%，拥有一定数量、较为稳定的社交圈，但36.58%受访居民社会网络得分较低（表5），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口外流，以及部分农村居民“上楼”，导致农村居民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有所降低。社会信任得分为2～4的农村居民最多，占比为71.74%，仅2.65%受访居民对村民邻里的信任程度和互助频率较低，可能的原因是性格所致或为外来人口。而社会规范得分为4～5的农村居民最多，占比为45.09%，即不分类会受到家人、亲朋邻里或村干部的指责，初步建立起生活垃圾分类的正向舆论氛围和监督体系，但尚未覆盖所有人群，仍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程度较高，选择“愿意”或“非常愿意”分类的受访居民分别占比31.1%和57.47%，但仍有5.57%受访居民表示“比较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分类（表5），可能的原因是生活垃圾分类要花费其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不愿意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并且多数村庄配备了保洁员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监管和协助，导致部分居民的责任意识有所欠缺。此外，多数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得分较高，但有1.51%受访居民不分类，且均表示不愿意分类。同时，存在部分居民“意愿强行为弱”，可能的原因是在具体实施行为时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内生动力不足且监管不严，从而出现“搭便车”行为，并且部分居民对一些生活垃圾所属类别的认知有限，导致其“有心无力”。由此可见，探究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极为必要。
表5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与生活垃圾分类状况Table 5 Social capital and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3.2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膨胀因子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分别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整体来看，各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6），社会资本是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促进其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
表6 模型回归结果Table 6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在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分类行为的影响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与村民邻里的交流拓宽了农村居民的信息来源，加速了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信息的传播，有力提升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但由于部分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所属类别的认知有限，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在农村社区中，居民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特征，又是地缘关系网络下人情文化的体现，可作为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重要途径。
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对村民邻里的信任程度越高，或相互帮助的频率越高，受到村民邻里的良好示范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有力提升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同时建立起良好的协作互助模式，从而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的群体行为，形成良性循环。
社会规范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基于从众心理，若没有对生活垃圾分类而受到指责，将造成效用损失，为了避免“丢面子”，农村居民更愿意规范个人行为，响应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号召，践行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村两委和政府部门应大力引导生活垃圾分类的正向舆论氛围，致力于形成群体监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也为乡村生态治理做出贡献。
此外，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女性的分类行为高于男性。年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通常对可卖钱的可回收垃圾分类收集以增加收入，厨余垃圾产生量较少且部分用于喂养家禽家畜，而年轻人忙于工作，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较少。因此，老龄化并不是阻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影响因素，反而是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利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其垃圾分类的责任意识及分类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从而更有利于垃圾分类行为的实施。家庭年收入对分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收入越高的家庭，愿意投入到生活垃圾分类的精力和时间越少，或倾向于购买服务。保洁员监管的严格程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其行为的影响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保洁员具有监督和协助双重作用，在潜移默化地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同时，使其产生了依赖心理。村规民约符合村庄整体的价值观，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3.3 异质性分析
除了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的影响之外，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间的作用也值得关注。本文将根据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样本居民进行分群，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村不同群体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或迁移至城市定居，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以老年人为主的局面日渐凸显。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乡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为23.81%，比城镇高出7.99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从年龄差异视角探讨社会资本分别对农村老年人和非老年人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6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划分为“老龄组”，60岁以下的受访者划分为“非老龄组”，采用分组回归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老龄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且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老龄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对于非老龄组，仅社会规范对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其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表7）。群体间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相比于非老龄组，老龄组农村居民学习能力较弱，对于新概念、新知识的接受较慢，需要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信息、通过信任互助得到内生动力、通过社会规范促进行为。因此，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的社会资本，促进老年人之间沟通交流、增加社会信任、强化村规民约可作为现阶段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手段。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未来农村居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将大幅提升。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限定下，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窥探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以现行义务教育水平为标准，根据受访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将样本划分为低学历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学历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2个子样本，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低学历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高学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在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上，各维度社会资本对不同学历群体的作用差异不大（表7）。可能的原因是，低学历组农村居民接受新知识和新技能的主要途径是居民邻里之间的信任和互相帮助，而高学历组农村居民则能够在与他人交流中获取相关信息并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由于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多集中于初中及以下，低学历农村居民较多，提升这部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的关键在于加强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和互助频率，同时形成正向的生活垃圾分类舆论氛围以及良好的社会规范。但在未来，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意味着应着重建设社区群体间的相互监督。
表7 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Table 7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其推广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旨在分析社会资本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中发挥的作用。根据受访居民的家庭总收入，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组（家庭总收入低于样本居民家庭总收入均值）和高收入组（家庭总收入高于样本居民家庭总收入均值）2个子样本，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检验社会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网络显著提升了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但是对其分类行为没有明显作用，而社会信任对高收入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社会规范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作用效果并无明显差异（表7）。群体间差异的可能原因是，相比于低收入组，高收入组农村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更高，信任互助能够通过建立协作方式约束其搭便车行为。
3.4 稳健性检验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在1 058位受访农村居民中，937位受访居民有较强的分类意愿，即选择“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分类。但其中，仅458位受访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综合评分在4分及以上，即认为其经常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此可见，部分农村居民虽然分类意愿较高，但是分类行为有所欠缺。因此，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效率应首先关注此类人群。同时考虑到，分类意愿较低的农村居民，其分类行为必然有所欠缺。对此，本文剔除分类意愿较低的样本，分析社会资本对分类意愿较高的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8），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较为稳健。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Table 8 Robustness test regression results
3.5 作用机制检验分析
在上述结果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生活垃圾所属类别认知和分类责任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之间的机制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规范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类别认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9），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基于“面子”和从众心理，避免因没有分类而受到指责，进而积极了解基本生活垃圾的所属类别，践行生活垃圾分类。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责任认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社会成员在互惠互助、彼此信任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且愿意听取他人建议，这有利于农村居民树立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意识并得到更多的内生驱动力，进而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
表9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Table 9 Mechanism test regression results
4.1 结论
研究表明，当前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较高，但分类行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各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居民通过邻里日常交往能够快速获取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信息，促进沟通与交流，达成群体共识，有助于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
对村民的信任和互助有利于良好行为的群体传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并促进分类行为；
农村居民若没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会受到家人、亲朋、邻里或村干部的指责，为规避声誉损失也会愿意分类，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研究还发现，老龄化并不是制约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因素，反而是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利因素；
保洁员监管力度的增强将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虽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进一步对农村不同群体分组分析表明，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加深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当前和未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社会资本因素存在差异性。在现阶段，农村居民以老年人、低学历和低收入群体为主，全方位提升社会资本，有助于通过不同维度提高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学历素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主要通过社会规范提升分类意识、规范个人行为。此外，社会资本通过树立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意识，和提高其对生活垃圾所属类别的认知，进而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
本文围绕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展开剖析，揭示了多维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和作用机理，讨论了不同群体中社会资本的异质性作用，以及环保认知在社会资本和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随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广，还需围绕不同主体、多层面、各省份展开讨论。
4.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各维度社会资本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更好激发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内生动力，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巩固社会关系，强化基层组织网络建设。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农村居民邻里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快信息传播和知识溢出。一方面，借助微信、抖音等新型网络社交平台拓展农村居民的交流方式，增加互动频率；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和村民小组的重要作用，加强村干部与居民、居民邻里之间的联系，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
2）强化信任协作，树立自主分类责任意识。积极引导农村居民互帮互助，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树立责任意识，提高其分类责任认知水平。例如，积极鼓励农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营造“全民参与、村民主体”的良好社区环境，构建互动式治理格局，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共同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意愿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3）完善工作机制，建立群体监督规范体系。村干部应致力于引导生活垃圾分类的正向舆论氛围，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垃圾所属类别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可以将构建和完善以村民、邻里、亲友和村干部为主体的监督体系作为工作重点，推进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行动。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农村居民组成垃圾分类互助小组并建立监督机制，由组内居民轮流担任垃圾分类监管员，负责监督组内家庭生活垃圾分类。
4）针对不同特征的农村居民，多维度、全方位提升社会资本积累。在农村社会层面，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加以利用，加强对低学历人群的环保教育，充分发挥村中能人和乡贤的带头作用。随着老龄化加深、收入水平提高和文化素质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应着力于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规范体系。特别是在已出台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农村地区，应重视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在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中的重要作用，避免“意愿强行为弱”现象发生，确保生活垃圾分类有序开展和相关政策落地落实，全体农村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
5）培育优质企业，因地制宜地形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在市场层面，政府应基于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习惯，采取操作性强且易接受的分类方式，将生活垃圾分类融入日常生活。例如，将现有的废弃物有偿回收纳入正规的生活垃圾分类流程，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产业链，鼓励企业将部分利益反哺于农村居民以激励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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