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华
（西安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8）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位，就得以全球化思维在全球化语境下与他国往来与合作。全球化语境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从跨文化交际学角度来看，全球化语境即克服或者转化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以全球一体化的视角运用不同的交流方式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适应与融通；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中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必然会通过具有不同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氛围的文化、政策、价值观等的传播建立一定的联系，而全球化语境就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此种传播运用不同的符号进行社会交流的语言环境；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全球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交际的失败往往是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形式、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及语言规范的差异。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而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文化翻译需要相关译者综合考虑译本选取、译者素养、策略运用、话语构建甚至译事主导者等翻译链条的全过程，挖掘和表达文本背后的核心文化元素、意识形态、政治内涵，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正确和正面的国家形象。
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沿袭和积淀，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
随着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航空航天、电子通信、互联网技术、智能制造等高精尖技术也取得长足进展；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制的强大优势，治国理政经验日趋丰富和完备。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成果，介绍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是当代中国翻译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中华学术外译译本的选取正应该围绕以上各方面，选取内容全面、观点正确、论述充分、语言生动形象、能够全面代表我国现阶段各方面优秀成果的文本精心组织翻译，谋划译本传播，扩大我国影响力，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在当代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清晰、世界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的大趋势下，翻译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多民族、多地区、多国家、多意识形态、多宗教团体共同参与互动形成的复杂语境要求译者讲求一定的政治策略。译者应采取“柔性翻译”理念，在译入语语言风格、话语构建、遣词造句、目的语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适应性和源语政治态度、社会文化规约、核心概念和观点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之间做好协调和适配，以期生产出既符合源语表述内容和传播目标又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易于接受的优秀译本，同时做到“柔性翻译”和“柔性传播”的结合，以合作、共赢、发展为宗旨，向世界传递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善意和仁爱，重塑中国国际形象，赢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级项目［1］，其目的是向国外推介翻译质量高、译本内容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以及代表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对于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向世界推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家治理经验具有战略意义，对于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促进国际社会平等的学术交流，摆脱国际社会固化的学术霸权意义重大［2］。
从立项数量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自2010 年首次设立到2018 年共计872 项。除2013 年数量稍微回落，整体呈上升趋势。图1 清楚显示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从设立之年到2018 年9 年间的立项数量变化情况。
图1 2010—2018 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数量
从资助文版看，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英文项目居于主要位置，这与英语在世界大部分国家普遍流行及我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译者众多不无关系。其次与我国毗邻的韩文、日文、俄文数量也不少，其中在2015 年以后增速加快，德文紧随其后，西班牙文以及阿拉伯文等小语种增速缓慢。此外，资助文版语言种类每年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表1 表明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 年至2018 年间的项目资助文版数量变化情况。
表1 2010—2018 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文版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学科分布反映着国家在对外传播中的战略部署。表2 是2010 年以来学科分布的大体布局。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经济学、中国文学以及法学的占比最大，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历史，而哲学中译本最多的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献，包括儒、释、道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文集。前五个学科的总占比达50%。充分显示国家在对外传播布局中的重点所在，也看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学术作品的跨境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立项较少的学科分别是统计学、图书情报、综合研究、体育学和外国文学等。
表2 2010—2018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项目负责人是连接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纽带，他们执行项目组织者的要求，选取翻译策略，并影响翻译效果［2］。从项目申请人看，自2010 年设立外译项目以来，高等院校和一流出版社对外译项目负主要责任。通过对九年立项负责人情况分析，可以发现，各大出版社之间竞争激烈，而负责人中高校译者一直是主力军，并且相当一部分译者采取与出版社合作申请的模式。以2018 年外译项目为例，185 项外译项目中，个人与出版社进行合作的项目就达38 项。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与项目的个人译者均为中国人，外国译者在中华学术外译方面没有起到直接作用。
由此可以推断，中华学术外译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所涉及国家、语种增多，直接显示出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项目负责人的单一性也不禁使人反思，母语为汉语的译者对外翻译时是否能达到与本土译者译介时的同等效果？根深蒂固的“归化”“异化”策略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形势下能否适应全球化语境的要求，达到有效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目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跨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中华学术外译新理念，以期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跨文化翻译的政治策略是指在当下双边跨文化交际行为逐渐被多边跨文化交际行为所取代的背景下，为调和参与交际的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的利益关系、有效传播源语信息、适应译入语社会文化环境、实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跨文化交流，作为跨文化交际桥梁的翻译活动的过程设计、应遵循的原则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其理论基础为文化翻译理论和阐释学、现象学等哲学理论及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等；
其研究重点关涉交际各方的民族特点、语言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冲突、国家政治需求以及翻译参与者，如译者、源语作者、目的语读者、译事赞助者以及译作出版者等，平衡各方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利益诉求和政治需求；
其跨学科特点关涉文学、历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
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译者素养构建、译本选择、对源语内容的认知、重组和再阐释、对目标语言形式的甄选以及翻译方法本身的柔性顺应需求。
根据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实现路径，中华学术外译在遵循跨文化翻译政治策略“互鉴共生”［3］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应关注源语译本选取，以保证传播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实用性、科学性；
其次应关注译者素养，包括译者的双语理解与操控能力、跨文化交际意识及多元文化适应能力、民族意识及家国情怀；
还要关注在翻译过程中适应源语理解和译入语话语构建的“柔性翻译”理念在译文语言模式选择、译入语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以及生态环境适应方面的实践；
最后要关注传播过程中的译本推广，从推广渠道、推广地域、推广载体等方面构建全新的译介理念。
（一）中华学术外译文本的选取
翻译作为对外传播的一种方式，是向世界如实介绍本国文化的重要渠道。采用翻译推动文化“走出去”是一种涉及译事发起者、原文作者、译者、目的语读者、译事赞助者、出版商、发行商、媒介等翻译全环节的活动，因此被称为译介。译介学指出译本传播不仅包含翻译文本的生产，还包括在文本之前“选译了什么”，翻译后的“交流、接纳、影响、传播”等问题［4］。译介学把翻译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使好的源语文本在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价值。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认为传播阶段的五大要素是判断传播活动成功性的核心准绳［5］，而核心要素便是传播内容。因此，中国文化与形象传播的前提是译本的选择，译本需要以能代表大众以及中国政府积极形象、展示本国魅力、突显本国元素符号的优秀作品作为翻译对象。
从近十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重点可以看出，外译项目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外译文本种类不全，学科不够齐备，作品不够优秀等。作为最高层次的国家级外推项目，译本选取应站在服从国家战略高度作总体布局。首先在文化作品选取上，文化外译文本应该是具有人类文化普遍意义的优秀著作［3］。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本土文学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言摘夺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以及我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顺利施行为我国文学迈向世界带来了新的曙光，也为各地区的文坛“走出去”带来了深远的启示［6］。此外，对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等传统哲学，介绍周、秦、汉、唐等世界发展史上发出耀眼光芒的历史记著等优秀作品应该作为译介的重点。其次在科技思想外译作品选取上，除保密的尖端技术外，反映我国在航空航天、电子通信、互联网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宣传作品都应大力译介，向世界昭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第四是对我国政府治国理政经验的外宣作品应大力译介。对国家治理经验的宣传一方面为其他国家的管理体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抵御了某些舆论围堵和宣传攻击。对这类作品的译介是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高地，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争取更多的朋友、理解者和支持者以及更多发展空间的有力举措。
（二）基于“中西合璧”的中华学术外译译者选择
译介主体既可以是个体译者，也可以是新闻出版署、出版社等组织机构［7］。译者按照译介主体的要求展开翻译工作。外译作品的译者大体有三类，单人或合作的中国学者、单独的国外汉学家或某学术领域专家或译者以及中外译者合作。近十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申请人中罕见国外译者或专家学者，由国外机构以及汉学家或学者与国内学者合作的项目也不多见，这是今后在项目组织和审批中应该加强的。国外汉学家或学者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传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以目的语本族身份讲述中国故事，其真实性、可信度都显著提升，同时也增加了译作语言和文化的适应性。
在跨文化翻译的政治策略实现路径中，基于“异化”“归化”及“杂合”策略的“柔性翻译”理念是翻译过程中实现语言转换的关键。对中华学术外译来说，译者首先要具备娴熟的双语语言操控能力，精通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了解作品中的意象构念及特色表达。其中汉语能力决定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准确性及深度，外语能力决定着译者能否以地道的译入语将源语作品中的优秀文化元素或科技理念和技术成果表达出来并获得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对中外历史和文化以及各国经济社会体制有深刻了解并能洞察其异同和优劣的译者，更能成功将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思想译介给国外读者，从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通过对外译项目立项申请人分析，可以发现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仅有个别国外译者或学者参与了部分外译项目。本土译者的缺陷在于其对目的语语言规范、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的把握及对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表达范式的遣词造句以及目的语社会文化的适配方面与目的语译者有着先天差距。而目的语译者虽能做到地道的译语表达，但却不能对源语文本的中国哲学思想理念、传统文化道德规约以及复杂的汉语表达做到察微知妙。
综上，要产出既能反映中国优秀思想成果又能让中外读者都能接受的优秀译本，“中西合作”是最成功的译者模式。我们要挖掘和搜集国外汉学家、专业学者和研究机构，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和翻译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译本的接受度，提高国家形象的域外传播效果。
（三）基于“柔性翻译”理念的翻译策略及话语构建
如何生产出合理、高质量、可接受的翻译作品是中华学术外译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作为跨文化翻译政治策略实现路径之一的“柔性翻译”理念，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学术文本的外宣翻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在进行文化政策传播时，要兼顾外国受众的价值观念差别、文化意识差异以及译本接受心理，选取柔性翻译手法。
“柔性翻译”作为跨文化翻译政治策略的主要实现手段之一，采用顺应、杂糅、归化异化渐变、转喻等方式对源语语言的句式、词汇、比喻等语言形式进行柔性处理。翻译中采用讲述式、散文式、辩论式及沟通式表达方式，以适应目的语语言规范和语言政策、文化特征、阅读习惯和读者的心理期待，使源语内容和表达范式在译入语环境获得最大限度接受，从而实现“柔性翻译”与“柔性传播”的结合，提高外译作品以及国家外交宣传的域外接受度和传播效果。
“柔性翻译”以顺应理论为理论基础，是指翻译中以顺应为手段采取转喻、归化异化渐变、释译、句式分合、句式转换、零翻译等方式对源语语言的词汇、句式、比喻等语言形式进行调和性处理。对于作品中优秀的文化元素可以采用“渐异化向”的翻译策略以凸显原文中的异质性和陌生性，以优化目的语语言、文学和文化；
对于源语中文化自恋和文化霸权的暴力，可采用“渐归化向”的翻译策略，干预、解构源语中的话语霸权，适度渗入目的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和信念，用目的语文化中既有的概念、表达方式进行再叙事和重构以符合本土典律，从而使译文适应目的语语言规范和语言政策、文化特征、读者阅读习惯和心理期待，使源语内容和表达范式在译入语环境获得最大限度理解与接受，从而实现“柔性翻译”与“柔性传播”的结合，提高中华学术外译作品以及国家外交宣传的域外接受度和传播效果。
（四）中华学术外译译本传播
传播效果是跨文化翻译政治策略实现的最终目的，出版机构是国家文化传播与输出的核心渠道。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历程中，国内出版机构应引领中国文化域外传播，通过与国外出版商联手对译本进行市场运作，推广作品的销售和传播。政府应关注外向型图书策划输出的问题，促进国内外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订立版权输出协议，策划翻译、出版、销售工作，基于版权代理商采用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式运行翻译产品并进行推广传播［8］。也可通过在海外设立出版机构深度入驻海外市场系统，譬如我国外文局分别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设立长河出版社、百周年出版社等机构。
大众传播媒介也是译作推广的有效渠道。主流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网络、广播、报纸、电视以及杂志等，起到了政治纠偏、思想引领和意识形态引导等作用。在持续为受众提供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报道之余，也在无形中向受众灌输着一些理念，改变人们对国际国内时事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此外，书展也是不容忽视的传播方式。作为作家和作品迈向世界参与交流并获取关注的核心渠道，书展是出版商、原作者、译者以及受众进行深度交流与研究探讨、参与推广的各方进行版权交易以及出版商进行新书发布的平台。作为集中展示国家文化的黄金机遇，书展上的主宾国活动采用集中、迅捷的方式有效介绍了国家文化，成为本国文化迈向世界的又一重要平台。
政府与官方媒体是促进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力量，但民间团体对文化的广泛有效传播功不可没。中华学术外译作品的译员大都为具有深厚语言功底和文化涵养的专家、学者，他们出自高校并大都具有一定国际背景，熟知核心国际传播与出版的机制，成为本专业领域国际舞台上我国现当代科技发展及现代文学难能可贵的代言者，是促使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化迈向世界的一条有效的推广宣传渠道。
文化与形象的推广需要传播渠道的建构。莫言曾指出，“不同于商品的出口，文化走出国门是一个缓慢的进程”［9］。国家形象以及文化的传播也应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逐步向不同地区以及国家辐射。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与普遍认可。学术外译文本的传播对象也可分层次逐步扩大。首选与中国有贸易、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友好往来并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其次选取与中国有地缘关系的如韩国、日本、东欧各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蒙古国等，再次是关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主要工农业产品和教育、高精尖技术的输出目的地，最后就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国家。
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翻译的政治策略是推动中华学术外译的有效手段，其实现路径涉及译本选取、译者素养构建、翻译过程、译本传播等译介全流程。其中外译文本应能体现中国历史、文化、国家治理及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优秀思想和成果；
而成功的跨文化译者除了应具备双语语言基本功外，还应具有正确的政治意识、跨文化意识、全球意识及民族意识等，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本研究还提出基于翻译政治策略的中华学术外译“柔性翻译”理念，认为译者在进行学术文本翻译时应采用顺应、杂糅、归化异化渐变、转喻等方式对源语语言的句式、词汇、比喻等语言形式进行柔性处理，以适应目的语语言规范和语言政策、文化特征、阅读习惯和心理期待，使源语内容和表达范式在译入语环境获得最大限度重生，以期对中华学术外译及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认为，除以出版社为主渠道外，网络、广播、报纸、杂志、图书展等相结合的立体式传播渠道是提高中华学术外译作品以及国家外交宣传的传播范围、域外接受度和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